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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峻赫 :民主領導 馬基雅維利對民眾主義的共和主義的補充
2019年05月24日 09:54 來源:《政治思想史》 2019年第1期 作者:郭峻赫 著 歐潤杰 譯 曹欽校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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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簡介:郭峻赫,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教授,博士生導師;歐潤杰,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碩士研究生;曹欽,南開大學哲學院副教授,博士。

  基金項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共同體德性在全球正義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項目編號:17YJA720001)的階段成果。   

     一、引 言

  我們正在逐漸地進入克勞奇所說的“后民主”(post-democracy)時代。各個社會正在迅速朝向完全的憲政民主轉變,因為據說自由選舉能夠促使政府對其行為更負責任和更具有回應性。然而,公民們卻在逐漸成為一群消極且無序的人,只會間歇性地回應由政客和極端分子提出的博人眼球的話題。(2)許多學者已經觀察到了后民主時代的這種悖論,并將其概念化為一種對民主的挑戰。(3)許多在發達工業化民主國家中的公民變得對于政治家和民主制充滿了不信任。(4)他們認為政治生活就意味著被媒體、金錢、律師以及除了民主程序之外的其他任何東西所統治。(5)但是,發達民主國家中的公民并不是唯一一群對后民主時代絕望的人。對一些還在苦苦維系民主制的新興民主國家而言,它們處于一種僵持境地:在民主制擴張的同時,民主審議(democratic deliberation)卻變得愈發無關緊要。(6)無論如何,我們都有充分理由從最基礎的層面去重新思考民主制。

  對于這些對民主制度或程序的政治冷漠的學術關懷,與那些民眾主義版本的馬基雅維利式共和主義是有所關聯的。那些民眾主義的版本有兩個分支:一是由瓦特提出的,對馬基雅維利自由觀的反基礎主義闡釋,即所謂“作為不受統治(no-rule)的自由”理論(7);二是由麥考米克提出的,針對馬基雅維利關于平民與精英之爭的看法的一種社會政治學闡釋(8)。這兩種解讀在各自的核心論點上是不同的:前者關注馬基雅維利關于“作為不受統治的自由”中自由與法治或者說國家的合法支配不相容的問題;后者強調的則是,在馬基雅維利對民眾政府的建構中,需要通過民眾的狂暴行為,才能在選舉制度之外使精英對民眾負責。但是,它們至少有兩個相似之處:一方面,他們都對自由主義的憲政民主觀采取了批判態度,根據這種自由主義的觀點,政治或民主審議中的大眾參與要受到關于程序和自然權利的法律框架的限制;另一方面,他們的闡釋立場都是馬基雅維利共和主義中的民眾主義特征被過度低估了。

  我稱這些對馬基雅維利共和主義的再論述為“民眾主義的共和主義”(populist republicanism),以此來與以“無支配自由”(liberty as non-domination)為基礎的新羅馬共和主義相區分。在新羅馬共和主義中,自由是與“法治”緊密相連的,或者說是與如下的折中方案緊密相連的:在對大眾政治參與的規范性認可,以及對政府對憲法之外的活動實施的規制的實際認可之間,達成一種折中。(9)這兩種理論之間的差異表明了它們在回應新羅馬共和主義時的不同關注點。例如,在指出主流觀點的錯誤時,相對于尋找一種盡可能穩定和持續的政體來對抗無政府主義和暴政而言,瓦特從無支配自由的理念中提取了無政府主義的因素,而無支配自由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種最為靈活與可變的政體,而非最為穩定和最有能力抵御無政府狀態和暴政的政體。(10)與此同時,麥考米克則試圖使無支配自由的理念變得更加激進,他將這一理念與馬基雅維利觀點中反貴族制的部分聯系了起來;根據馬基雅維利的觀點,有兩群始終處于對抗關系中的人,其中一方想要支配他人,而另一方則不想被支配。(11)然而,瓦特和麥考米克的觀點卻有一點共識。他們都認為,馬基雅維利在共和政府建構中的民眾主義因素,被新羅馬共和主義過度沖淡了。

  不可否認的是,這種民眾主義的轉向是有價值的。首先,那些支持民眾主義主張的人,使人們注意到了馬基雅維利對于各種形式的“合法”支配的質疑;任何政治形式,包括自由政體或者共和政體,都會面臨兩種問題:對它固有的挑戰(immanent challenge)和迫近的顛覆(imminent subversion)。(12)這有望解決如下兩者之間的緊張關系:有時候,我們需要通過對權力的僭政式使用(tyrannical use of power)來建立一個共和政體,但無支配自由的理念卻意在抵制任何形式的僭政式權力。然而,在民眾主義的共和主義者看來,馬基雅維利共和主義理論中的無支配自由,必然會與國家的支配這一理念本身產生矛盾,并擾亂精英和民眾在新羅馬共和主義中具有的簡單平衡狀態。(13)尤其對于瓦特而言,馬基雅維利區分了實現自由的政治形式和免于統治的“不受統治的自由”;因此,無支配自由不能被新羅馬主義當成連接積極自由與消極自由這兩種分屬不同哲學傳統的概念的橋梁。(14)瓦特論證說,馬基雅維利民眾政府理論中的無支配自由概念,與新羅馬主義作為自我治理的政治自由并不相同。在雙方的這個接合處上,它們的制度設計似乎能在自由主義對多數暴政的憂慮與共和主義對過分的個人主義的抱怨之間實現難度很大的妥協;同時,這種制度設計還能使民眾對周期性選舉的參與和徹底排除人民對精英的日??刂撇⑿脅匯?。

  其次,和新羅馬共和主義相比,這種民眾主義的共和主義提出了一種相對更為融貫的政治變革理論。新羅馬共和主義者由于他們對無支配的“一元論”定義而受到批評,因為這種定義沒能容納政治觀念和政治變革的多樣性。(15)無論無支配自由是否能夠處理一切對變革的追求,它都是一種能使不同個人和群體永遠和平地達到共享的公民精神的最高政治理想。(16)瓦特和麥考米克都曾試圖避免受到這種批評。通過把馬基雅維利的自由觀定性為“不受統治”(no-rule),瓦特將如下兩者進行了對照:一是將政治變革內化到法律框架之內的新羅馬共和主義;一是馬基雅維利的政治變革觀,即要讓人民的力量介入每一種形式的合法支配。(17)通過強調羅馬共和國中“輔助性的政府制度”(auxiliary governmental institutions),例如控告、誣蔑和死刑上訴,麥考米克把新羅馬共和主義定性為圭恰爾迪尼的貴族式共和主義,而非馬基雅維利的反精英式共和主義。(18)就這一點而言,馬基雅維利共和主義的民眾主義版本占據了上風,因為它成功地壓倒了自由憲政主義。在自由憲政主義中,革命時刻是不同于憲法時刻的;前者所實現的,或者是通過普通人的權力進行憲法手段之外的革新的可能性,或者是對代表制選舉民主與對精英階級的更多直接控制的混合。

  然而,馬基雅維利共和主義的民眾主義版本,仍然遺留了那個與公民人文主義有關的問題:既然人類天性決定了他們只有在城邦中才能獲得滿足,那么,我們該如何勸說人們將公共利益置個人利益之上呢?(19)誠然,民眾主義的共和主義者并不認為,他們的最高政治理想是某種民眾主義版本的共和主義的社群主義,即意圖回到亞里士多德的“作為政治動物的人”的理念,并基于此而培養起普遍的公民美德。民眾主義的共和主義者強調,馬基雅維利關于無支配或“不受統治”自由的觀點,并不需要與諸如民主的共同性(democratic commonality)、公民美德或公共精神等一系列社群主義的概念相聯系。然而,馬基雅維利共和主義的民眾主義版本,與公民人文主義有一個驚人的相似之處:它不能緩和自由主義對專斷、恣意及暴虐的權力的恐懼,即傳統的“法律的統治優于意志的統治”(the rule of law over the rule of will)這句話所體現的心態。尤其是,如果民眾對作為“不受統治”的自由的關心屬于還權于民的努力的一部分(這種努力被過分內化為“如何尋求精英和平民之間的平衡”這一簡單問題),那么,對于民主的領導(democratic leadership)問題的相對冷淡,就會妨礙通過不受統治的自由而催生對民眾有益的變革。如果事實確實如此的話,我認為,盡管民眾主義的共和主義成功地涵蓋了馬基雅維利共和主義思想中所有的民眾主義特質,但它將政治自由理解為沒有任何支配,這多少是一種難以實現的夸張理想,除非它認真地對待馬基雅維利在“潛在的民主領袖”和“如何實現可能達到的最好政體”這些問題上的忠告。在政治自由作為馬基雅維利共和主義核心的情況下,這種自由就不是一個目標,而是一種政治條件。在增進人民反對暴政及無政府的論辯能力時,這個條件使得民主領導成了不可或缺之物。

  在挑戰民眾主義版本的共和主義時,我并不希望介入當代關于民主問題的泛泛哲學爭論,而是去分析這一民眾主義主要依靠的馬基雅維利《李維史論》(20)的論述。首先,我將回顧民眾主義的主要論點;其次,通過關注馬基雅維利在《李維史論》第1卷第37章中關于土地法的闡述,我將考察被民眾主義的共和主義所忽視的潛在缺陷,這種缺陷最終會削弱將民眾主義的設想制度化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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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郭峻赫 著 歐潤杰 譯 曹欽校 工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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