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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浩:民初進步黨知識分子的“穩健主義”政治思想 以《庸言》雜志為核心
2019年05月24日 09:41 來源:《政治思想史》2019年第1期 作者:陳浩 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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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民初政爭中,進步黨知識分子以《庸言》雜志為陣地,秉持“穩健主義”立場,在對抗激進民權勢力的同時企圖引導袁世凱官僚派勢力。他們一方面提倡“開明專制”精神;另一方面又要求保持不同政治勢力之間的互相對抗。在制度規劃上,他們力求平衡立法與行政部門的關系,傾向“有限度之內閣制”,主張給袁世凱保留一定權力。進步黨知識分子的這種“穩健主義”政治主張是他們為民初政治轉型所規劃的理想路徑,雖未能實踐,但在思想史上仍有其重要意義。

  關鍵詞:進步黨知識分子;“穩健主義”;“有限度之內閣制”;權力平衡

  作者簡介:陳浩,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博士。

  基金項目:本文系北京理工大學青年教師學術啟動計劃(項目編號:2016CX04019)的階段成果。

  辛亥革命成功后,以袁世凱為首的官僚派勢力、以革命派為主體演化而來的國民黨和主要淵源于清末立憲派的進步黨,成為民初政壇上最為關鍵的三股力量。它們相互間縱橫捭闔,共同決定了民初政治的基本走向。在民初政爭中,袁世凱官僚派與國民黨構成截然對立的兩造,雙方時有極端之舉,給新生的共和制度投下了不小陰影。原革命派勢力在革命后雖改組為國民黨,成為共和體制下的合法政黨,但是不少國民黨人士卻依然懷有革命時代的激進氣質。他們往往以“革命功臣”自居,不無獨占政治舞臺、架空袁世凱的設想。尤其在國民黨成為正式國會第一大黨后,他們抬高議會權力,鼓吹建立所謂“議會政府”,“以議院為政府之主體,而使政府受議院之支配”(1),對身為大總統的袁世凱表示了高度懷疑與猜忌。而另一方面,本就不諳共和政治之真精神的袁世凱也不遑多讓。他不甘自居內閣制下虛位元首的地位,積極謀劃擴張總統權力,以遂其大權獨攬之野心。這從其借口“二次革命”解散國會、制定“袁記約法”使“大總統為最高機關,與君主國之君主無異”(2)、直至最后復辟稱帝等一系列舉動中都可以明顯看出。國民黨與袁世凱之間在政治上的無序競爭,嚴重阻礙了共和體制的有效運轉。

  在這種背景下,作為民初三大政治勢力之一的進步黨居于兩者之間,其立論具有鮮明的針對性,政治主張蘊含濃厚的“穩健主義”底色。所謂“穩健主義”,即主張在改舊圖新時要尊重既有政治勢力,堅持通過循序漸進的方式來求新、求變,而反對那種一概打倒、重頭再來的激進變革手段。作為進步黨之精神領袖的梁啟超,其政策主張與言論即充分體現了這種溫和立場。他在民初創辦作為進步黨黨刊的《庸言》雜志,積極宣傳該黨之政策主張。該雜志首刊于1912年12月1日,至1914年6月???,共出兩卷30號,前、后期編輯人分別為吳貫因與黃遠庸。圍繞梁啟超與《庸言》雜志聚集著一批志同道合者,逐漸形成了一個以梁為核心的知識分子群體。除梁本人外,主要還包括吳貫因、黃遠庸、張東蓀、藍公武等人。(3)這些人基本上出身清末立憲派,有著相近的政治理念。他們或者即為進步黨黨員(如梁、黃、藍),或者在政治主張上與進步黨高度契合(如吳、張)。這個進步黨知識分子群體,成為進步黨“穩健主義”政治理念的重要代言人,在民初的政治論爭中發出了自己獨特的聲音。(4)

  一、進步黨知識分子民初論政的理論基礎

  民初進步黨知識分子的“穩健主義”政治理念首先體現在他們對“開明專制”與“政治對抗力”理論的共同主張中。關于前者,梁啟超早在清末即已提出實行開明專制的必要,民國建立后,有鑒于民眾政治素質之有限,以他為首的進步黨知識分子仍然堅持在新生的共和體制中注入開明專制的精神。他們指出,多數政治不過尋求良好政治的一種手段而已,其善惡與否“恒視其國民程度以為鵠”(5)。而在人民程度不足的情況下,多數政治實為“眾愚政治”,“足為致亂之源”(6)。有鑒于此,他們強調“保育的開明專制,實幼稚國民惟一之要求”(7)。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他們將希望寄托在袁世凱身上,期待他能“參用開明專制之意”治理革命后的中國,以收“整齊嚴肅”之效(8)。不過另一方面,他們當然也不希望袁世凱獨占政治舞臺,為此他們又適時提出了“政治對抗力”理論,強調共和政治的有效運轉有賴于多元政治勢力的競爭與對抗,反對單一勢力獨占政治舞臺。在他們看來,要避免政局走向極端必須依靠“強健實在之對抗力”(9)。他們尤其強調,要想使政治走上正軌單純寄望于掌權者的“有容”即自我節制是不現實的,而必須依靠外在的對抗力量,“有勢均力敵之對抗然后始能有容,有容然后始不好同惡異”(10)。

  分析上述兩大理論基石,“開明專制”論旨在控制民眾參與政治的程度以免對政治系統造成過大的沖擊;而“政治對抗力”理論則強調要保障民眾最低限度的政治參與來監督政治權力,以免其走向專斷、獨裁。沒有秩序的自由乃是混亂,而沒有自由的秩序則是蘊含革命風險的假穩定,進步黨知識分子所追求的正是自由與秩序、權力與權利之間的平衡。在民初的政治環境下,進步黨知識分子一再強調裁抑“莠民社會之亂暴勢力”,同時也要矯正“官僚社會之腐敗勢力”(11)。前者主要針對初登權力舞臺、往往以人民代表自居的革命派而言,反對他們在政治上提出過分的權力要求;后者則主要針對以袁世凱為首的官僚勢力,反對他們壟斷政治權力。這種雙重的針對性恰好體現了進步黨知識分子在民初政治論爭中的中間派定位。

  不過就當時的政治環境而言,對于進步黨知識分子來說,同時應對“暴烈派”與“腐敗派”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一個輕重緩急的問題。梁啟超即曾表示現階段當以“暴烈派”為“第一敵”而“先注全力與抗”,對于“腐敗派”則不得不“暫時稍為假借”。(12)對于這兩者,進步黨知識分子實際上采取了一種“非等距”的立場。針對袁世凱官僚派,他們采用了一種“有限制聯合”的策略;而對于革命派—國民黨勢力,他們則將其視為首要的論爭對象。這與進步黨在民初政治實踐中的黨義立場是完全一致的。

  進步黨知識分子與革命派—國民黨勢力的論爭,主要體現在對“國權”與“民權”側重不同的強調上。伴隨著辛亥革命后民權主義話語的強勢,“滔滔者以為共和國以民為本位,非擴張民權不可”(13)。以部分國民黨人士為代表的激進民權派推崇“主權在民”,強調其為“共和國體最要之原理”(14)。進步黨知識分子對此則針鋒相對,鼓吹國權主義、宣揚“主權在國”。他們強調:“革命之后,不徒在伸民權也,尤宜急謀振國權?!?15)今日之中國尤當“稍畸重國權主義以濟民權主義之窮”(16)。為突顯國家地位,他們宣揚“主權在國”而否定“主權在民”。梁啟超即明確指出,“無論何種國體,主權皆在國家”,而“主權在民說,與國家性質不相容”。(17)吳貫因也認為,主權在民說“大反乎學理”,“惟主權在國家之說顛撲不磨”。(18)在他看來,人民與土地、主權并為國家三要素之一,自不能與國家等同視之,而“國家于人民之上別有其本體”。他所擔心的正是國人以主權者(或其代表)自居而無視國家整體利益,以至于“國家將變為人民之附屬物,于是人民可以犧牲國家而國家不能犧牲人民”。(19)

  對于在民初政治論爭中始終秉持“穩健主義”政治立場的進步黨知識分子而言,堅持“主權在國”論是一種很自然的選擇(20)。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該理論本就是作為激進人民主權理論的一種應對而出現的,是“一種與調和和妥協的政治狀況相適應的主權學說”(21)。正是借助這一具有強烈“妥協”氣息的理論,進步黨知識分子一方面可以很自然地否棄君主主權論而坦然接受新生的共和體制。更重要的是通過否定人民主權理論,他們進一步否定了任何人以人民之代表自居的可能,也就為防止激進民權派在政治上提出過分的權力要求打下了一劑預防針。在進步黨知識分子看來,這種過分要求很容易激起既有政治勢力之強烈反彈,造成新舊勢力之間難以調和的不妥協對抗,不利于民初政治轉型的成功??梢運怠爸魅ㄔ詮甭鄣湫偷卣孟粵私降持斗腫釉謖紊系奈冉×⒊?。當然,這也并不代表他們完全站在袁世凱一邊。畢竟“主權在國”論尚有反對君主主權的內涵,在共和政治下它也就順勢轉化為反對任何形式的個人專權。對于袁氏后來之走向個人獨裁甚至復辟稱帝。他們自然是不能認同的,他們尋求的始終是新舊勢力之間的妥協與平衡。

作者簡介

姓名:陳浩 工作單位:北京理工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孫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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