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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東方主義的規范性判斷及其回應方式 ——以孟德斯鳩、韋伯與昂格爾的中國法律研究為中心
2019年05月23日 09:28 來源:《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楊國慶 字號
關鍵詞:法治;生活方式;文化;孟德斯鳩;學者;政體;中國法律;研究;中國無;規范性

內容摘要:摘要:孟德斯鳩、韋伯和昂格爾都對古代中國法律進行了專門研究并認為“中國無法治”,這是一種法律東方主義的規范性判斷。面對這一問題,需借鑒吉爾茲文化詮釋的觀點,從中國與西方生活方式比較視角出發進行研究,這樣既揭示西方學者因忽視中西方生活方式不同而對中國法律作出誤判的現實,又揭示西方學者因受限于其自身的文化前提而在作出“中國無法治”判斷時體現了頑固的規范性特征的規律。二、基于政治理想與論證邏輯視角的兩種回應方式孟德斯鳩、韋伯和昂格爾等西方著名學者所作出的“中國無法治”的判斷,并未得到研究中國法律傳統諸學者的普遍認同,他們并不認為這種判斷是對中國法律傳統的準確描述。

關鍵詞:法治;生活方式;文化;孟德斯鳩;學者;政體;中國法律;研究;中國無;規范性

作者簡介:

  摘要:孟德斯鳩、韋伯和昂格爾都對古代中國法律進行了專門研究并認為“中國無法治”,這是一種法律東方主義的規范性判斷。國內學界從政治理想和論證邏輯視角對此作出積極的回應,這兩種回應方式能夠從西方中心主義觀點和二元對立思維角度解釋西方學者作出這種判斷的原因,但未能解釋這種判斷所具有的規范性特征。面對這一問題,需借鑒吉爾茲文化詮釋的觀點,從中國與西方生活方式比較視角出發進行研究,這樣既揭示西方學者因忽視中西方生活方式不同而對中國法律作出誤判的現實,又揭示西方學者因受限于其自身的文化前提而在作出“中國無法治”判斷時體現了頑固的規范性特征的規律。

  關鍵詞:法治;規范性判斷;文化詮釋;生活方式

  基金項目: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中國傳統法律官方表達與民間實踐相背離問題研究”(17FXB006);中央高?;究蒲幸滴褡ㄏ鈄手钅俊爸泄成緇嶂衛碇械姆稍誦謝蒲芯俊?HEUCFW181301)

  作者簡介:楊國慶,副教授,法學博士,從事中國社會思想史、法律社會學研究。

  中圖分類號: C913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1009-1971(2019)03-0063-06

  一、 西方學者杜撰的“中國無法治”論的規范性判斷

  自16世紀中西文化交流碰撞以來,殖民者、商人、傳教士、訪華使團等來華西方人士大量記錄了中國傳統法律,西方學者則依據這些記錄進行理論分析和評價。在眾多論述中國法律傳統的西方學者中,孟德斯鳩、韋伯和昂格爾是極具代表性的學者。三位學者雖然生活在17世紀以來的不同時代,但是他們卻都在把中國法律史材料納入社會理論框架的基礎上,對中國傳統法律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得出了“中國無法治”的相同結論。

  孟德斯鳩是西方啟蒙思想家之一,他既是18世紀理性主義法學的重要代表,也是19世紀法律社會學的理論先驅。在他的代表作《論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鳩最早運用社會學和比較研究方法分析了法律與政體、道德風俗、地理環境等關系。根據孟德斯鳩的觀點,人類社會的政體包括共和政體、君主政體和專制政體三種類型,依據統治者數量和“權力是否守法”即“有無法治”的標準[1],并依據教育的法律的目的,這三種政體具有不同的性質和原則[2]8-26。在對人類社會政體進行分類并對其性質和原則作出界定后,孟德斯鳩對東西方歷史上存在過的社會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分析,他頌揚了英國君主立憲政體的“三權分立”制度, 同時貶低了中國傳統政體。

  從政體性質來看,雖然中國有大量典章制度的存在,但是中國的專制主義使這些典章制度失去了效力。從政體原則來看,中國自古至今都處于專制精神的支配之下[2]129。孟德斯鳩基于上述對中國專制政體的定性,最終對中國法律傳統作出了斷言,中國各種支配社會的原則被混淆在一起了,中國社會沒有獨立存在的法律,有的只是道德或品德[2]313。

  韋伯是經典社會學家之一,他對法律的理解接近于孟德斯鳩,他們都是從一種社會關系的角度理解法律的意義;但不同于孟德斯鳩從廣泛的社會關系中研究法的精神,韋伯在討論社會諸因素對法律作用時存在著一個“理性的命運”的思想核心[3]110-111。韋伯用類型學的觀點研究法律史,他把形式與實質,理性與非理性兩組概念進行組合后,描述了西方法律的四個發展階段:形式非理性,實質非理性,形式理性和實質理性 [4]30。根據韋伯的法律類型分類,中國法處于法律歷史的原始階段,在西方法律發展史上所發生的“實質理性”和“形式理性”在中國都沒有發生過,中國法律是“實質非理性”的[4]271-272。同時,在韋伯的理論體系中,四種法律類型的劃分并非是彼此平行發展的,包括中國法在內的實質非理性的法律終將被形式理性的法律所取代,而只有這種形式理性的法律才是近代特有的“市民的”資本主義相匹配[4]274-275。按照這一觀點,只有形式理性的法律才是韋伯意義上的“真正”法律,中國所缺乏的形式理性的法律是通常被稱為“法治”的一種法律類型[5]12。

  昂格爾是20世紀美國批判法律運動領袖,他批判馬克思和韋伯都沒有把行為和信念結合起來,馬克思過于強調物質因素、韋伯過于強調精神因素。在這種方法論指導下,他把每個社會看作是社會秩序(社會組織)和社會意識組成的整體,認為不同的社會形態存在不同社會意識和社會秩序。當他觀察法律問題時,他認為社會意識和社會秩序塑造了法律[3]183。以此為依據,昂格爾區分了三種法律概念:習慣法、官僚法和法律秩序[6]45-55。在對三種法律概念界定之后,昂格爾對官僚法和法律秩序進行了比較分析,認為中國古代國家處于官僚法階段,現代西方自由主義國家則處于法律秩序階段。究其原因在于,在社會組織方面,他認為中國古代士商兩個階層相對于政府的依附地位導致了中國不存在多元利益集團,因而阻礙了法治的實現。在社會意識方面,他認為在中國內省性宗教觀和儒法學派思想影響之下,中國最終沒有發展出那種孕育了西方近代法治的自然法觀念[6]82-103。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昂格爾最后得出結論:現代歐洲和古代中國“分別代表了出現法治和缺乏法治的兩種極端。雖然這兩種社會都經歷了導致官僚法大規模發展的變化,但只有其中的一個社會抓住了真正的法律秩序”[6]104。

  綜上可知,孟德斯鳩、韋伯和昂格爾三位思想家雖然跨越幾個世紀,雖然從不同學術脈絡對中國法律傳統進行了專門的論述,雖然他們對“法治”是什么也有著不同的理解,但他們卻都不約而同地認為中國處于他們所稱之為“法治”的對立面,也就是說,他們都作出了“中國無法治”的相同判斷。更為重要的是,這一判斷在西方學界并非偶然出現的現象,而越來越成為西方學界對中國法律的總體性判斷,從而具有了一種規范性的特征。英國學者馬若斐認為,“《論法的精神》對西方人在對待中國法的觀念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至于西方普遍認為中國傳統上并不存在類似西方意義上的‘法’,而只存在類似道德教條的‘禮’,整個帝國是在禮的規范下運行的。傳統中國無法律這一觀念迄今為止在西方學術界仍未歇絕,甚至在一些著名學者的筆下仍舊屢被提及”[7]。美國學者絡德睦把這種“中國無法治”的判斷稱之為“法律東方主義”的觀點。在他看來,在孟德斯鳩、韋伯、葛蘭言、安守廉等西方著名學者的思想中都能夠看到這種“法律東方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把中國和無法聯系在一起,認為中國是法治的對立面。直至今天,這種對于中國法性質的斷言仍頑固地具有“規范性”的特征[5]1-30。

作者簡介

姓名:楊國慶 工作單位: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于翠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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